中国当代智库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肩负着为未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储备的使命。这就是中国智库发展的现实国情与外部环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审视中国智库，确立其发展理念与导向的重要性愈益凸显。正由于中国智库有着不同于他国的独特的历史渊源、国情背景以及智库体制等，因此中国智库发展的理念与导向也就有别于其他国家，既切合中国国情，针对性强，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开放性，能够指引中国智库迈入健康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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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智库发展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库的发展脱离不开中国的国情，也切割不断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就此而言，中国智库的发展当然必须具有中国特色。那么，这里所谓的中国特色究竟包含哪些内涵呢？应该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的要义呢？ 概言之，中国智库的发展要具有中国特色，务必要处理好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务必要秉持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脱离国情的理念。
　　第一，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改造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使之对中国当代智库仍然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有一些初步了解。智库尽管是今人提出的概念，但中国古代却有与之相对应的用语，即幕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幕僚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智库。中国幕僚产生时间之长、划分种类之多、历史影响之大，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为称霸天下，纷纷招揽有各种特长的人寄于门下，以供自己驱使，门客制度便由此产生，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当时有名的平原君、信陵君都号称有三千门客， 其中比较著名的门客有： 毛遂、冯�、蔺相如、侯嬴、朱亥等。秦、汉时期在门客制度基础上逐步确立起幕僚制度。“幕僚”的职责主要是为幕主提出建议、提供咨询、帮助处理文书档案、管理文职行政事务。这一时期的幕僚已经有了很多的种类，既有统帅司令部工作的“长史”，也有参议军机、帮助指挥军事行动的“参军”，还有管理文书及各类档案的“主簿”、“记室”，等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各地普遍实行“军管”，地方长官由武官兼任，这时的幕僚也就从单纯的军官转变为辅佐将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文武兼任官员，并且文职比重往往超过武职。唐宋以后的历代王朝沿习了这一惯例。直到明清时期，狭义的幕僚仍指服务于军事机构的文职官员。幕僚的历史影响在近代达到了顶峰。晚清的曾幕（曾国藩幕府）、李幕（李鸿章幕府）都对当时清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幕僚这一中国古代智库发展的历程来看，幕僚通常是为统治阶级的特定人士（群）服务的，被其聘任，在幕府中为幕主或出谋划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裁行批复；或奉命出使，联络官场，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是统治者出于自身需求，聘任幕僚为自己服务，主要是提供决策咨询。就其性质而言，幕僚属于官方智库，而不属于民间智库；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幕僚专为特定人群服务，比较灵活和自由。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幕僚都曾创下不朽业绩，诸如诸葛亮、刘基、范文程辅佐刘备、朱元璋、皇太极建立帝业，充分显现了幕僚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智库的发展固然要继承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但这是建立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时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缺乏完善、系统的运作机制方面，幕僚的兴废与幕主的人事更替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的幕僚脱离不了封建专制体制的约束，存在因人设事、因人废事的现象。幕僚的成败与雇佣、聘任他们的幕主有着直接的关系。纵观历史上的取得非凡成就的幕僚，无不与那些开明、有抱负、有远见的君主联系在一起。但是，一旦这些君主失去权势后，与其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幕僚也就随之丧失了立足之地。这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幕僚的发展，也限制了幕僚进一步发挥作用。此外，幕僚往往是出谋划策的居多，躬身实践的居少，因此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有时难免不切实际或流于空谈。封建体制下的诸多思想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幕僚的自由流动，更谈不上不同国家、政治集团幕僚之间的相互交流。
　　正是从理性分析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的视角出发，我们提出要采取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的科学态度，一方面要继承其合理的成分，诸如唯才是举，根据时势需要不拘一格任用幕僚，相比现行体制的繁多规章制度，减少了一些束缚，能够更好地满足对智库的实际需求；充分重视智库的建言献策，能够较好地吸收智库的智慧，并将其贯彻到决策者的实践之中，纵观中国历代统一战争，无不是采纳并遵循智库所提出的统一方略才获得成功的；智库诉求渠道畅通，幕僚可以直接与幕主当面交谈，既可以更好地把握决策者的政策需求，又可以将智库形成的对策建议直接呈送到决策者手里，减少中间环节， 提高效率，等等；另一方面则要摒弃其不合理的成分，诸如幕僚的成功与否系于幕主一人身上，缺乏一套系统的智库体制作保障，存在随意性大的巨大缺陷；不同集团的幕僚相互间缺乏交流，也由此制约他们自由流动，等等。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改造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目的在于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以此推动当代中国智库健康良性发展。
　　第二，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使其对中国当代智库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是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历史印记与民族印记，表现出与西方智库不同的思维特点、思维习惯。站在今人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既可看到其优长，也可发现其不足。要想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有必要先对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作一番系统的考察。
　　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类：其一，系统思维。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基本内核是“天人合一”，即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看做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基于“天人合一”理念所形成的以综合性为主的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朴素的、原始的系统观念，尤其注重从整体上，从事物的有机联系上来思考问题。中国古代智库在分析某一问题时， 通常会综合考虑与该问题相关的各种因素，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予以考察，在全面思考、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应对之策。其二，辩证思维。中国是一个有辩证思维古代的国度，《易经》中就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 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了“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等富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观点。《老子》揭示了大量的对立统一的概念，强调矛盾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体现出较强的辩证思维特色。李泽厚将中国古代辩证法特征概括为“高度冷静的理知态度”、“迅速抓住关键的二分法方式”以及“直接指导行动的具体实用性”等三个方面。在如此浓厚的辩证思维的氛围里，中国古代智库自然习惯并且善于以辩证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说，辩证思维已经内化于中国古人思维的潜意识里。其三，前瞻思维。智库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就在于他能够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提出常人所没有的高见、远见。这就需要其具有见微知著、占隐察机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尤其需要具备前瞻思维意识。中国古代智库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对历史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评估，为君主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因此，前瞻思维对于古代智库来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不仅有助于智库对未来局势的发展作出正确预测，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其预先给领导者提出最佳的应对之策。其四，形象思维。于汝波将其称之为象类思维，指出我国先人长于象类推理，在战略理论和战略对策研究上也多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如从天象中直接类推出国家应建立的中央管理体制，从自然变化中感悟出治国安邦、治军作战理论等。 　　当然，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思维的个性化、多样性、创新性不足。与偏于分析性的西方思维不同，中国古代智库偏重经验判断、灵感顿悟的定性演绎，缺乏定量研究，导致结论往往比较笼统、含糊，大而化之；对事物缺乏精确分析， 具有“粗放型”的思维特征，对有些问题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思维过程中往往缺少严密的逻辑论证，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逻辑思维体系，等等。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需要我们在把握智库现状的前提下有的放矢，在强调系统思维的同时，也要注重个体思维；在运用形象思维的同时，也要注重逻辑思维；在运用宏观思维的同时，也要强调微观思维，等等。
　　第三，中国智库发展的核心理念在于把握智库现状，体现中国特色
　　自20 世纪80 年代起，经过20 余年的发展，无论是中国智库的类型、规模，还是中国智库的数量，都得到极大改观。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 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据《2008 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美国共有1777 家智库）。近几年来，中国智库的发展呈现多元趋势，既有中国社科院这样门类众多、人员庞大、资源丰富的巨型智库，也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样天天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智库；既有军事科学院这样纪律严明的军事决策咨询部门，也有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这样完全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既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全部依靠政府基金支持的智库，也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依靠福特基金会建立的政策咨询机构；既有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这样政策驱动型的研究机构，也有零点调查公司这样营利性的商业咨询机构……
　　按照中国现有法律法规的界定和智库实际运行的组织形态，中国智库可大致分为以下四类：（1）事业单位法人型智库：是指在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是中国智库的最普遍形式。（2）企业型智库：主要是指那些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以企业注册的法人机构，例如零点调查公司。（3）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智库：是指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例如天则经济研究所。（4）大学智库：是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例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国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有人把事业单位型智库认为是半官方智库，将其他三类智库称为民间智库。随着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和对民间组织管理方式的改革，这些分类也将随之变化。
　　根据中国智库现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中国特色的智库是由国家、地方和民间三支力量构成。著名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代表的是国家级的水平，这支国家队还包括中央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智囊机构，长期以来，在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则侧重于外交政策的研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近年来积极外交政策的推动，这些以研究对外关系为主的研究所显得日益重要，并直接为国家的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地方社会科学院，以及地方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组成了地方队。同时还有一批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代表民间的力量。这些智库有的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有的属于半官方机构，有的是民间组织，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过程中，均发挥着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成立于2009 年3月20 日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国家、地方和民间三支力量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为国家宏观政策和战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证。
　　其次，中国智库的独特优势在于官方智库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中国智库，尤其是官方和大学附属型的智库，对某些政府决策的参与程度和深度，以及其产生的影响力，可能要远远超过国外智库。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学者在与政府长期的合作中建立了信赖， 成为中国高层领导非常重视的智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治决策过程相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要简单，在智库层面上也还没有形成竞争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力是其最大的优势。
　　再次，以官方半官方智库为主的中国智库在经费、信息来源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中国现在的智库大多数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如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中心、社科院、大学的各类研究所等，其经费大多是财政拨款，其研究课题主要是上级机构下达的，或者是从上级机构列出的课题中选择的。这些智库背后有政府部门支持，经费稳定，人员稳定， 在信息来源方面也拥有一定的优势（有些资料是民间拿不到的）。
　　中国智库的发展要借鉴国际经验 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方兴未艾。在快速发展时期，中国智库也暴露出不少制约发展的短板，诸如在组织管理、项目运作、筹资、成果推销等运行机制方面都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改善的地方。国外著名智库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智库当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第一，民间智库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对政府决策施加重要影响
　　在国外，绝大多数智库是独立于政府的，而由政府创建、经营的智库极少。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著名智库中，布鲁金斯学会、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欧洲政策中心等智库均自我标榜为独立的智库。美国大约有2000 个从事政策分析的组织和机构，其中近1/4 被认为是独立或自立的。其中，对公共决策影响较大的300 多家智库，大多为民间智库。这不仅有效保障智库的独立性和超脱性，也能充分保证思想与利益的充分表达。国外智库的研究过程、研究结论均不受政府的制约，各政府部门无权干预智库的研究，从而使智库成员不受任何社会力量和利害关系的左右，确保其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观我国智库现状，在2000 多家智库中，95% 以上有官方或半官方背景，民间智库仅占智库总数的约5%，规模很小，人数也很有限。由此可见，民间智库已经成为我国智库进一步发展的软肋。 　　第二， 强调独立性研究，倡导公正、客观的立场
　　国外智库都很强调独立性研究，许多智库一直保持着独立性的文化传统，坚持非营利的民间智库的运作模式，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工作。他们都对外宣称自己不代表任何
　　派别，秉持客观立场，推行特立独行的作风，不仅树立起了良好的声望，也因此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当然，提倡独立研究容易，但要真正贯彻下去却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的保障：其一，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国外智库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既有公司团体、基金会、政府、个人的捐赠，也有本机构的基金收入等。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智库不再为生计而到处寻求经费，因而受到少数别有用心的资助者的利益诱导而丧失独立性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既保证了研究的资金支持，同时也有利于研究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国外智库大多数是由民间资金赞助，而我国智库多由国家财政供养。国外同行的运作经验值得借鉴，在美国，单是洛克菲勒一家每年支持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经费就达到7000 多万美元。国外很多智库资金来源除了不同客户项目之外，还有很大比例来自社会与个人的捐赠。这也是国外一种普遍流行的捐赠观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创立，为中国智库探索筹资新机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国经中心成立了基金董事会，负责筹资，已吸纳20 多家央企，还准备吸收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加盟，确保基金来源多元化，使研究成果不受任何赞助方的影响。其二，自行设定研究项目。国外一些智库允许研究人员自行选题立项开展研究，特别鼓励年青人充分发挥想象力，提出独特的见解，并进而开展相关研究。为了给这些自发课题提供充足的物质保证，这些智库通常会建立内部基金，专门用来资助那些面向新领域的研究课题。其三，监事会或类似机构的监督管理。国外一些智库会成立若干人组成的监事会，拥有实际的行政管理权力，保障智库的独立性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不至于出现偏差。一旦发现问题，他们就会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第三，既注重研究成果的质量，也注重向外推销研究成果
　　国外智库普遍重视研究成果的质量，将其视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安身立命之本， 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著名智库更是如此。他们都把高质量的研究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保证，十分珍惜高质量研究所带来的良好信誉。通过不断提高的研究成果质量， 智库可以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世人也多是通过智库的研究成果来知晓并了解该智库。世界上的许多著名智库正是凭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得以确立自身的国际地位。兰德公司成立初期只是一家名气不大的智库，并没有受到世人的关注。朝鲜战争前夕，兰德公司组织大批专家对朝鲜战争进行评估，并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预测，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中国将出兵朝鲜”，但美国军界高层对此报告并不感兴趣。然而，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却被兰德准确言中。这一事件让美国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都对兰德公司刮目相看。兰德公司之所以能够由此声名鹊起，正是凭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国外智库也非常注重建立完善的成果推销机制，及时将成果推向社会，借以扩大知名度。仅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为例，该学会除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外，还通过国会听政会、电视采访、举办面向新闻界的政策简述会、研讨会、国际会议，以及出版书籍、杂志、建立网站等方式向公众作宣传。学会每年出版四期《布鲁金斯公报》，发表很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和专题文章；同时编辑出版《布鲁金斯经济论文集》，汇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文，此外还出版《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等刊物。
　　第四，重视对外交流，坚持开放性的智库运作模式
　　国外智库普遍重视与外界开展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他们一般通过采取召开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各种规模的论坛、举办形式多样的讨论会等方式，与外界进行学术、思想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有时也会邀请部分专家作专题报告，彼此进行小范围的切磋、交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知名智库都非常注重与世界各国的智库建立密切联系，开展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与此同时，国外智库坚持开放性的智库运作模式，广泛吸纳世界各地的人才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应该说，国外智库在研究人员的进出方面表现得非常宽松，拥有一定数量的短期流动性的研究人员。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也收到了显著成效。研究所确定每年的研究课题以后，就向各国聘请合适的研究员。一年以后，研究所更换一批课题，随着也更换一批研究员。这种做法的好处显而易见，既保证了智库正常的研究工作，又增强了研究的活力，大量的流动人员也给研究带来了新思想。国外智库的开放性的运作模式对我国智库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在加强对外交流方面。中国智库必须改变只专注国内事务的现状，今后要更广泛地关注国际热点问题，多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加强与国外政府、智库等机构的国际交流，加快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第五， 独特的“旋转门”机制，即智库成员多次出入政界对政府决策可产生至关重要影响
　　在国外，智库在许多时候往往饰演关键角色， 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处于特殊地位。值得关注的是， 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智库将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研究者变为决策参与者；另一方面也为在政府换届中的下台官员提供容身之所，从而蓄积了很大的人脉资源。基辛格、赖斯以及奥巴马现任政府中的不少高官均出自智库。这就是所谓的“旋转门”机制，即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有人甚至在政府与智库间转换好几次，使智库成为给政府培植、储备人才的地方。正因如此，发达国家智库的社会能量相当大，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学界，对政府决策、公共舆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美国，每逢重大政策的决断，一般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是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采纳，智库的参与度、公信力都很高。概括地说， “旋转门”机制的好处有以下几方面：其一， 可以更好地参与政府决策，或者对政府决策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其二，吸纳各界精英尤其是下野的政界高官进入智库，继续发挥其影响力。需要在此强调的是，退休官员加入智库在国外十分常见，这对我国智库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这些退休官员对政策制定过程有亲身体会，对政策过程的独到理解是学者研究无法替代的。吸纳他们进入智库对提高这些智库研究的可行性十分有益。 　　中国智库要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若离”的关系 智库的核心任务尽管是为政府公共政策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但是如何处理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则直接影响智库的生存与发展。这是每一个智库都需要认真对待、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智库必须确立与政府机构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理念，这样才有助于中国智库的健康发展。
　　第一，中国智库要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的关系
　　众所周知，智库是以影响政府公共政策为目的、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机构。也
　　就是说，智库主要从事实用性、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政策研究，区别于大学和一般研究机构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以影响公共政策选择为存在的价值，决策者是否采纳智库的政策建议是判断智库影响力大小的主要标准。
　　之所以在此强调中国智库要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的关系，正是出于智库的角色定位。智库只有与政府机构保持密切关系，才能知道决策部门在想什么、需要什么，近期或远期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惟有这样，智库的研究才能更有针对性，才能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中国智库建立与政府机构的密切关系所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由此可以使其更清醒地知晓政府机构的政策需求，可以更深入地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中，自然也可以更充分地发挥智库自身的影响力。
　　目前中国智库的最大特点是以官方半官方智库为主，民间智库为辅，由此也就使得中国智库与政府机构的密切关系具有根本保障，去年成立的高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最好的一个说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今后，中国智库与政府间的互动势必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中国智库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关系的重要途径是将退休官员吸纳进来，以此加强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有媒体对我国20 家主要的智库统计发现，两成以上的负责人为退休官员，如外经贸部原副部长龙永图还同时兼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董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由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等。退休官员加入智库，在国外十分常见，在国内也应该成为趋势。因为这些退休官员对政策制定过程有亲身体会。他们对政策过程的独到理解是学者研究无法替代的，吸纳他们进入智库对提高这些智库研究的可行性十分有益。更重要的是，智库借此可以建立更畅通的成果推销渠道，更及时地将智库成果提供给决策者，以备咨询参考。
　　第二，中国智库要保持与政府机构“若离”的关系
　　中国智库保持与政府机构“若离”的关系，实质上是强调智库的独立性，即最大程度地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作出最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预测和判断。纵观古今中外的智库发展史，任何一个智库的声誉都与其独立性密切相关，这包括研究机构本身的独立性、学者的独立性以及学术研究、观点的独立性。
　　中国智库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以其属于官方半官方或民间智库来判定其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有些挂靠于政府机构的政策研究院所之类的智库，虽然在许多方面看似在“政府内”，但其研究课题的来源以及观点等都表现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特征；而有些研究机构表面上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或民间组织，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们摆脱不了政府或某些公共部门的影响，事实上也并非完全独立。所以，观察中国智库的独立性，不但要分析其机构设置方式，还要分析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等。
　　由于体制不顺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目前一些官方智库的体制内生存模式，导致其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影响，更多地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的功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已经有了一定突破，即不靠国家财政供养，成立专门的筹资基金――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通过全部市场化运作筹集资金，用基金增值的收入来支持公益性课题的研究。
　　针对目前现状，中国智库保持与政府机构“若离”的关系需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秉持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超越部门利益，凝聚社会共识。中国一些智库恰恰是部门主义的代表，专门为某一部门利益代言；另外一些依附于政府机构的智库虽然也想保持学术上的独立性，但是由于受限于自身定位，难以超越部门本位，难以具有全局性的眼光研究问题。因此，中国智库目前特别需要独立性的、超越部门利益的智库，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反映最大多数人的意见，将他们的呼声充分表述出来并传达至决策者那里。
　　其次，智库经费来源多元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筹资金，避免经费来源单一， 尽可能使智库运作不受资助方影响和干扰。一方面可以由政府出面设立政策研究基金，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或政策鼓励社会公益捐助等方式，为智库提供多渠道、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为鼓励社会资金进入智库，国家应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个人向智库的捐赠实行税前抵扣政策，对智库免征所得税。有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智库保持独立性的可能性就会极大提高。与此同时，也要规范经费的来源与使用，设定相应的规则，做到经费管理透明化。
　　再次，通过立法形式，制定智库的行业管理条例，将智库的发展与管理引入规范化轨道。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制定相适宜的或宽松或严格的制度，为智库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中国智库要充当政府机构与民间沟通的平台
　　除了为政府出谋划策这一基本职能之外，中国智库还有更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充当政府与民间社会沟通的平台。通过智库这一平台，政府可以对民间社会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关注；同样，民间社会也可以通过智库更好地了解政府的政策目标、决策过程和一系列政府行为。通过智库这个平台，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可以达到有效的博弈，省去了政府的行政成本，打通了民间诉求渠道，从而也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本文编辑：智闻）